萧红在与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说“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38]这段话萧红固然谦虚地表达了自己和鲁迅在思想境界与写作成就上的差异，但不难看出，笔下人物从“主子的奴隶”转变到盼望“他们悲悯我”，萧红完全实现了去启蒙、革命的思想意识，已经能从平常的生活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能从故乡的人文环境去理解人物的生老病死，更重要的是她笔下的人物不论对错好坏，真实的他们就是萧红与故乡实现关联的精神纽带，有这些鲜活的人物就找到了通往“回家”的路。鲁迅如此，萧红亦是如此。
三、寻根者的民俗守望——殊途同归
以故乡记忆作为叙事的文本，魂归故土是“故乡”建构的原动力。“故乡”作为重构的精神家园，既凝聚着原乡里熟悉的长辈亲友，还内化着人们世代传承的生活范式与风土民俗。自然，也或隐或显呈现出文化寻根的心理印迹，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强化了对原乡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鲁迅的《五猖会》《无常》以及他离世前的《女吊》，就集中展现了家乡浙东地区的风土民俗，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与经验智慧。同样，萧红的《呼兰河传》，浓墨重彩地介绍呼兰河街道的扎彩铺和跳大神、放河灯、唱大戏等各种民俗活动，描绘了呼兰小城人们丰富的日常生活与民俗特色。在民俗文化的怀旧书写中，他们有何个人的写作缘由和文本呈现，其内心的隐秘又是如何通过民俗的整合来达到文化寻根目的，这些都成了研究鲁、萧二人殊途同归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内容。